自隋朝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最可气他们居然不屑同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为嫁人发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却见效甚微。连魏征、房玄龄等人也暗中与之结交通婚。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做法又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反对，于是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为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拉开了序幕。汉末的钩党，是因为房伯武与周仲进二人及其党羽互相讥讽，成熟于太学生之间相互标榜，所争夺的不过是意气，所担心的是国家大事。唐末的朋党，开始于牛僧孺、李宗闵之间互相倾轧，争吵不休，成熟是在钱徽、李宗闵被贬官之后，所争的不过是一时意气，所担心的不过是个人的名利得失。
汉代的钩党崇尚节义，钩党为的是扭转国家混乱的军面，就是在他们失败后，他们的节气操守还是被人们所尊崇的。而唐代的朋党却为了反对而反对，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争权夺势不顾国家安危，这是朋党之争的一大特点。党派之争使得朝政在根本上败坏，两党相争也使得宦官势力无法根除，相反，有的却与宦官勾结打击对方，即使到了黄巢起义，社稷危亡之际，大臣们依旧争权夺势，听凭唐朝从弥留走向死亡。以致酿成了五代的衰乱。概述其成立的原因，大概也就是一下三点：
一、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妒贤嫉能，贪恋高官厚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同党推荐到朝廷的重要位置，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即使与裴行俭、李敬玄没有任何过节，也不可能和他们平静地共处，就像冰炭不可能同炉、香草和臭草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君子和小人是不可能容许和对方同朝共事的。
二、穆宗皇帝昏庸无能，而敬宗荒淫无道，这些都不值得我们去说了。文宗号称是一国之君，然而他为人优柔寡断，无知人之明，对手下的正直的大臣经常怀疑；对于庸臣却能经常迁就他们；对于佞臣，又常常抱着试探之心。心中没有主见，便往往被小人所利用，反不如蜀汉后主明神宗的懦弱和昏庸，虽然明神宗昏庸懦弱、不问政事，但是他能做到用人不疑。这也正是裴度、李绛等人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为朝廷出力的原因。甘露之祸所以酿成也是因为这个。武宗即位后，开始重用始李德裕，节制宦官，扫平河朔，征服回鹘，安抚党项来节制吐蕃，使漠南漠北恢复了和平。收复了河陇的失地。唐武宗会昌年间，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会昌中兴”，又恢复唐盛时的迹象。可惜唐武宗早世。李德裕深陷“牛李党争”，被已经排斥。最后被贬到海南的崖州并且死在那里。从此唐朝再度衰落，河陇的失地虽然收回了担又很快失陷了。并且为宋朝初期的西夏之祸埋下了伏笔。朔方，河西，陇右等富庶的地方也突然退化。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直到清朝末年，这些地方还是汉人、蒙古人、回族人杂居的地方。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地域远在沿江沿海各省之下。
三，李德裕为人才高气劲，而不知道事理。功名心重、得失心重，却不知道反省。苏轼曾经评价贾谊说：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李德裕也是这样。孔子说过：不愿意被施加到自己身上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李德裕对李宗闵他们不能从自己出发理解和对待。以前西汉中叶的时候，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侍御史严延年曾经弹劾霍光专横。霍光也不认为他忤逆。牛僧孺李德裕的对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讨论国家的大事儿罢了。如果说的不对，也不用跟他们较真；如果他们说的对，就选择性的采用。不该怨恨啊，亦据己见论国事耳。使言而非。无足与校。使言而是。尽可采择以备选用。不当怨而不解。《春秋》对贤者常常责备，严格要求。按照这个要求来说李德裕父子言行是有缺失的。
有这三个原因，才使得唐朝中叶形成了党祸。其事迹首尾。下面将依次详细说明。
牛李结怨始于李吉甫。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接着家族的声望李吉甫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他的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当时名望显重。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李吉甫就拼接门荫人仕担任太常博士。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当时任宰相的李泌、窦参都很器重他，所以青年才俊李吉甫官升的很快。
不过到了后来，陆贽当了宰相，觉得李吉甫跟前任宰相走的太近，就把他贬为明州当官去了。这在封建社会是常有的事儿，也亏得李吉甫氏族出身，有荣辱不惊的气度。去了偏远山区照样努力工作。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
就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李吉甫却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也确实给他出了不少力。二人合作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即位，李吉甫二次入朝，一直在偏远山区工作远离政治中心的李吉甫被唐宪宗一眼看中，而后不断升官，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首次拜相。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藩镇军阀割据是早在宦官干政前的唐朝第一大毒瘤。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景云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李吉甫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为同平章事，我道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为朝廷多选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后起之秀，我与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希望你给我推荐推荐。”裴垍立刻拿笔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几个月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当时的人都说李吉甫用人非常得当。可用人问题向来是个大问题，用谁不用谁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这个时候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
宪宗元和三年四月，长安为选拔人才进行了一次考试。唐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种叫做常科，一种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这次考试中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竟然一点也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认为他们符合朝廷选用人才的标准，将他们全部录用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这得罪了当时的宦官势力。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李吉甫弄下去。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吉甫却犯了个错误。李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自然认为李、牛的政见不对。而这恰好被宦官势力利用。宪宗不久罢免了裴垍的户部侍郎一官，贬到巴州去做刺史，贬王涯为虢州司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此后牛李党争也成为唐朝后期，继宦官干政、军阀割据之外的第三大毒瘤。
如果说元和三年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的话，那么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唐穆宗即位。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这年四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共同主持科举。前刑部侍郎杨凭喜欢书画古董，家里收藏颇丰。儿子杨浑之正准备考进士，为保考试成功，杨凭四处托人找门路说情，不得不忍痛，将一批极珍贵的字画送给同样酷爱古玩的宰相段文昌。段文昌对送来的字画爱不释手，多次写信推荐杨浑之，还亲自跑到钱徽家中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亲自登门拜访，并推荐了自己属意的人，及至开榜，他们二人所嘱咐的人全部没有被录取，而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故相珣瑜之子)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人都被录取了。段文昌于是向唐穆宗进言说：“这次科举礼部没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录取的人才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唐穆宗以段文昌的话向翰林院的学士咨询。
当时李吉甫的儿子子李德裕与李绅、元稹，都在翰林院当差，他们因为赏识对方的学识文采，在一起有很深的交情。李德裕因为李宗闵经常用对策讥讽自己的父亲，早已怀恨在心，元稹与李宗闵因为相互之间争取功名，也早已有了矛盾。于是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都告诉唐穆宗他们认为段文昌的话是真是的。唐穆宗听从了李德裕等人的意见，于是安排了复试，并罢免了郑朗等十人为徽江州刺史，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县令。有人劝钱徽向唐穆宗禀告段文昌、李绅向他推荐人一事，这样唐穆宗必然能够醒悟。钱徽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有什么好辩解的？况且私下揭人短处，怎么是君子所为呢？”并将段文昌、李绅写给他通融的书信全部烧掉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各自在私下交结朋党，互相打压近四十年。
一、李逢吉专政
李逢吉、牛僧孺相继进入内阁。(穆宗长庆二年六月，李逢吉升任宰相；第二年三月，牛僧孺升任宰相。敬宗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被罢免宰相一职；第二年十一月，李逢吉也被罢免，中间一共经历了四年零五个月)
永贞元年，宪宗继位。年轻气盛的宪宗，继承祖父的遗愿，想要中兴大唐，削平藩镇。此时的朝廷经过德、顺两朝的韬光养晦，钱粮兵马均已充实。朝廷上以宰相李吉甫和杜黄裳为首的一批主战派也一心扶助唐室，身边又有良将精兵，削藩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就在帝臣都磨刀霍霍之际，突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亡，节度副使刘辟上表朝廷要求自封为留后。韦皋是德宗年间的西川节度使。因对吐蕃、诸蛮作战立有大功，被封为南康郡王。韦皋贪心不足，又向朝廷提出要统兼三川。朝廷断然拒绝，还差点砍了刘辟。韦皋于是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增充钱粮，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刘辟出身寒门，后来跟随韦皋，是韦皋的心腹。韦皋备战快成，却突然暴病亡故。刘辟接手西川事务，暗中指使手下的官员联名推荐自己继任韦皋的位置。
宪宗正准备削平藩镇，自然不同意让刘辟坐据西川。下旨派中书侍郎、平章事袁滋出任剑南三川安抚大使，去收刘辟的权。又下一道旨，封刘辟为给事中，调到京城。
刘辟本来以为朝廷积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自己为西川节度使，一看见朝廷要收自己的权力非常生气。韦皋经营西川多年，兵精粮足，刘辟刚接手，正摩拳擦掌想做翻大事。立刻点上兵马，将京川告诉公路封了起来。
袁滋受宪宗之托赴西川手权，本来是圣宠眷顾。没走多远，又得一道圣旨，被封兼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更是风光无限。行走到半路，却听到刘辟派兵封锁了入川的道路，还扣押了兄长袁峰，顿时吓的不敢再往前走了。但是身负皇命，回去又不是，只能留在原地，观察形势。
刘辟拒旨、袁滋滞留，很快便传到京城。宪宗听到消息，不仅勃然大怒，先是将袁滋贬到江西任吉州刺史，再召集群尘商议讨伐刘辟。
群臣也是被德宗朝的叛乱所震，加上西川群峰围绕，地势险要，担心朝廷新立，恐怕出兵不利，都纷纷上表不宜讨伐。宪宗思虑再三，心想此时才登基不到一年，朝廷内部还没有稳定，一些遗老旧臣对自己还不是忠心耿耿，外地藩镇也在观望政局。如果胜了固然是好，可以一举打开朝廷的困顿局面，给各地藩镇一个下马威，但是败了呢？那么朝廷本来就若有若无的威信，将会彻底丧失，各地藩镇将变本加厉地违抗朝廷旨意。而且朝廷若新败，不仅休息几年的实力会被消耗，还可能面临叛军直逼京城，外无援军的境地。就在君臣都顾虑重重下，宪宗只好下旨封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成都尹，实际上是确认刘辟的地位，不过预留下节度使一职，作为伏笔，等时机成熟就伏收刘辟。
刘辟最想要的职称没拿到，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向朝廷施加压力。宪宗已经是忍无可忍，大臣们都劝说蜀中地形攻难守易，朝廷兵马不足，主张议和。此刻李吉甫和杜黄裳表示应该讨伐并陈述了平叛的基本方略。宪宗这才终于下定平叛的决心，诏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军，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起南下征讨刘辟，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宪宗很不高兴，在宪宗心里这不是来不来的问题，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于是宪宗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这么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五月，宪宗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除此之外，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到了岁末的某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跟宰相李绛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到有点不大对头。
宪宗问：“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元和二年正月升任相，第二年年七月罢免，一共做了一年半的宰相。元和六年正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元和九年十月去世，一共出任宰相的时间为三年零十个月。)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亮，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元和二年正月，武元衡被升为宰相。同年四月，出任为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三月，仍回京都为宰相。元和十年六月，被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杀死。共二年零三个月。)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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