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8 19:30
来源：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爸爸真棒”是一个K12原创国际化教育平台，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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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会因为疫情而终结吗？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吴军在最新的《得到·硅谷来信》中聊到全球化的变局，并总结：新冠疫情会改变世界经济合作的格局，但不会是全球化的终结，今后会进入全球化2.0时代。
他提出了全球化2.0时代的5个变化：
•短距离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长距离合作；
•企业会通过地域多样性来降低供应链风险；
•企业间合作会向企业内合作转变；
•医疗、食品等必需品和国家安全产业向母国回归；
•以远程会议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已然开始。
在吴军博士看来疫情让 全球化做了一次转弯，转弯是变化，不是停止，而变化又意味着机会。
那么，在这一次转弯中，我们的教育该如何选择？如何让孩子准备好应对全球化2.0时代呢？一年前，“爸爸真棒”在加州专访吴军博士，当时他就已经提出 “中美教育各有短板，应采长补短”、 “精英教育并不适合所有人”、 “父母的见识是孩子的起跑线”等放在今天看来都超前的教育观念。
今天我们一起 温故而知新，来听听吴军的教育洞察。
当得知终于可以采访到吴军博士的那一刻，“爸爸真棒”的小伙伴们都异常兴奋，因为他就是我们 教育圈的“偶像”啊：
首先，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像吴军这样， 对中美顶尖教育都拥有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他是清华子弟，自己也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系，并曾在清华执教三年；
•2002年，他又在美国顶尖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计算机博士学位；毕业近10年之后，他更是担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进入了美国教育的核心圈层；
•他在走访十几所英美顶尖大学后撰写的《大学之路 — 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更是在对 比中美教育的差异后，理解大学教育的经典之作。
其次，吴军是知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是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曾担任腾讯副总裁，并创立丰元资本，同时还是个著作颇丰的作家。这样的多重身份，让他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实业家的视野和格局，谈起各种教育问题，能抽丝剥茧、直指靶心。
▲吴军是畅销书《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硅谷之谜》、《文明之光》、《大学之路》、《智能时代》、《见识》、《态度》、《格局》的作者，从2016年起，吴军在《得到》上陆续开设了《硅谷来信》、《谷歌方法论》和《科技史纲60讲》，订阅量达300万人次。
最后，让我们最佩服的一点是，他是始终把陪伴家人放在第一位的亲力亲为的好父亲，他会在专属“亲子时间”里关上手机，远离干扰。如今，他的大女儿被MIT录取，小女儿也在美国顶级高中就读。
前不久，在加州浓烈的阳光下，我们和吴军博士进行了3小时的对话，从家长最焦虑的“阶层固化”，到中国教育应该向美国学习什么，到父母最应该做什么……谈得非常过瘾，因为： 他的话一定在你的理解力之内，却永远会给你带来全新的认知和启发。
*为方便阅读，以下以第一人称呈现。
0 1 。
中美教育如何采长补短
????“我们的教育，能打到80-90分”
现在的媒体 特别喜欢比较中美教育，我认为如果要比较中美教育，就要做全面的对比，不能拿哈佛和中国的二流学校对比。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毕业率太低，浪费了教育资源等。
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中国教育打80到90分。中国教育有不错的成绩，只是现在大家都在追求： 能不能把这个成绩提高到95分？
为什么中国这些年追赶美国追赶得很快？因为第一，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理工科毕业生；第二，虽然中国的孩子互相竞争得比较厉害，但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而整个西方社会，都过分强调“结果的公平”。比如，美国现在各个地方要求说“交白卷的学生也要给50分”，因为“不要太难看”，零分就是零分，有什么好难看的？！
这一点上，其实欧洲教育的问题更大，很多人不靠自己努力，而是靠伸手来要东西。
前段时间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讲过这样一句话，因为他本身是非洲裔，所以他才敢这样讲：“今天的世界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就从来没见过，自从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居然有那么多人还会恬不知耻地觉得——自己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而中国人的“相信努力”，就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大部分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状况”的原动力。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有竞争感，但是更要有“ 合规的竞争”。恶性竞争只会带来毁灭。
????“中国教育不在于压得太紧，而是这3大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于压孩子压得太紧，但正如前面所说的，所谓的美国精英家庭，不管外面怎么说，有些私下里其实抓得也蛮紧的。而如果以美国教育为参考，中国教育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改善的空间：
第一个问题是学得“太窄”， 基本上是“课本上的教育”，在技能以外教得太少。
即使现在提倡所谓的跨学科STEM教育，很多家长对STEM教育的认识也只是“早点学编程”。其实STEM的重点不是学编程这样的技能，而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涉及的内容则非常全面。
比如我的大女儿参加的STEM队，从高中开始每年参加比赛，得过一次全美的第一名、一次全美第三名。她们参加的STEM比赛，解决的都是“ 开放式”的问题，不考你会不会编程，因为这是你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让你们提出方案，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比如有一次比赛，是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美国许多基础设施是在二战后建立的，不少水管都会漏水，而要把美国的自来水管全部更换一遍，需要一万多亿美元。比赛就根据这样的背景条件，提出了一个要求：制作一个方案，能够在比较便宜又不中断供水的情况下，解决水管漏水的问题。
美国的STEM比赛，基本都是这样的综合性很强的题目。你不光需要提前去做调查研究，还要对自己的方案进行解释和介绍。
有时候比到最后的几个队，他们的方案并没有好或者坏的差别，这时候比拼的就是做介绍、做展示（presentation）的能力。我女儿的STEM队里正好有两个孩子是辩论队的成员，所以他们做展示和介绍的水平就比较高。
第二，就是中国教育的思维方式上太绝对，大家都带着一个寻求“标准答案”的思路在学习。
在中国的考试里，如果你不按标准答案的点来回答，就得不到分数，考试的时候，不少“聪明”的学生都在猜“标准答案”。
这个思维的害处在哪呢？
如果你是一个“追赶者”，比如说“原来的计算机是怎么做的，那我也照样做一个”，这没有问题。
但当你不再是“追赶者”，而是和人家并驾齐驱的时候，这事儿就麻烦了——你会不知道往哪儿跑。因为它（往哪儿跑）没有标准答案。
我个人认为， 给孩子标准答案，是扼杀了很多中国年轻人创造力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做出改变人类突破的科学家们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循着先贤们的“标准答案”去搞科学研究，那么现代科学根本不会取得如今的辉煌成就。
人文学科也是一样，比如我们的每一道历史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而美国的历史题常常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好的和不好的，符合逻辑的和不符合逻辑的。
所谓“坏”的答案就是直接抄来的，没有证据支持的。所谓“好”的答案，就是从事实出发、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些结论未必和书上讲的一致，也未必和主流历史学家看法一致。
中国教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把考试和一时的成败看得太重，即所谓“要赢在起跑线上”。
一开始看得太重，输一点点好像你就全输了，这种做法过于片面。
美国学校和中国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就是美国学校给的成绩（ABCD）是学生在这一个学期里的综合表现。但是中国学校的成绩，基本就是期中、期末考试那两次。你平时甭管混得好不好，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使劲突击突击努力努力，还能得到好成绩。
所以就弄得我们很多学生投机取巧。有一次我跟俞敏洪做一个论坛，底下就有一些人问学期考试的问题。我说：“你别看清华北大好像读书多么痛苦，你要想不及格，还真不容易。不及格不是惩罚平时不好好学习的人，是惩罚最后三天还不好好学习的人。”
但是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大学根本行不通，因为期末考试的成绩，在学期成绩里往往只占20%。想要成绩好，必须一直表现都好。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学生这一学期一贯坚持努力地学下来，知识是真的学懂了，哪怕考试会错一点，但是道理基本上都学懂了。
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学完以后，又扔回给了老师。
02 。
如何用教育来实现阶层的流动？
????“头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不可能“公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因为它们的头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比如这些年，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几乎没有怎么增加招生，而报考的学生却增加了七八倍，就显得录取比例尤其低。
好大学不可能多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教育永远是金字塔结构。就好比在上海，华山、瑞金医院，“对不起，就这么多病床”。
另一方面，人本身就有差异，家庭环境有差异，时间、地点这些外部条件可能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最后累计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你抹不平，试图把它抹平也根本没有意义。
不同的家庭的培养目标也不能一样。
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要鼓励孩子学个“一技之长”，能实现温饱，吃穿不愁。比如现在四五十岁的浙江人里有好多特别会做生意，小生意不大，但是现金流很强。上一代对他们的教育普遍就是：你自己必须有一些本事，这种本事是“贼偷不走，水冲不走，火烧不掉”的。
而对于大多数城市中产来说， “读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是主要的机会。对我们大部分市民来讲，基本到此为止了。大家都看着创业一夜暴富的神话，但创业成功率其实真的很低。不要老想所有的孩子都去当领导，一个领导配十个兵是正常的，十个领导配一个兵，这社会就垮掉了。
还有一些家庭想的是“我的孩子要比我强，要走精英道路”，就要知道这是一条特别辛苦的路。因为一方面基本技能得掌握，另一方面，领导力等这些能力你还得具备。
比如，美国的一些优秀的高中，课外活动要远比中国更看重，孩子们要在这上面花更多的时间。做课外活动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将来能够热爱生活，另一个是在竞技中培养他们的勇气，获得名次，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在竞争中成功的经验。
美国的私立名校录取的具体标准，我在《大学之路》中有详细介绍，在这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先要有一个特长，再加上学业不错”，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反过来，以学业为主，特长加分。
要做到“特长”，就是州一级前几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一些朋友的孩子在搞体育，这些中学生需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六点以前开始训练，八点钟和大家一起去上课。然后下午放学继续训练，周末更是要花大部分时间在训练上。
因此很多人讲美国孩子的负担一点不比中国学生轻，是有道理的。相比之下，我在中国的朋友的孩子则不会在课外活动中花那么多精力。
????“用教育实现跃层，得一层一层的看”
“阶层的突破”是一个现在大家很喜欢谈的话题，但其实这是个理工科的逻辑，有人往上走，就一定有人在往下走。社会要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这样一个变化。
如果把阶层的突破大致分一下类，可以分为两种，即贫困阶层通过教育进入中产阶层，以及中产阶层设法变成精英阶层。 后一种要比前一种难得多。
从贫困阶层进入中产阶层，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了。首先是父母和孩子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即父母支持孩子上学，孩子自己愿意上学。中国目前高考升学率还是非常高的，除了那些不愿意读书的人，几乎所有人都能考上大学。
然后在大学里，掌握一项或几项技能，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更重要的是，它与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的好坏关系不大。因此，对于底层，只要能认真读书，并不需要成绩那么优秀，也能完成进阶的第一步。容易完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产阶层是数量最多的群体，因此进入到这个群体的机会较大。
但再往上走就比较难了，这是中国城市里大部分中产阶层遇到的困境。比如，很多人这一代做了工程师，他可能并不希望孩子读书还只是像自己那样为了单纯的一份工作，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进入到管理层、领导层，成为精英。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家庭的孩子最累，因为家长不仅要求他们书读得好，而且还要培养他们各种特长。
由于精英群体的人数少，中产阶层完成进阶的机会并不大，这是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
????“精英背后的是见识和格局”
不过，中产阶层难以完成这一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 思维方式限制了自己和孩子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不赞同“起跑线”之说，但 如果有什么起跑线的话，那就是父母的见识。当然，很难要求父母都能有见识，不过父母不断学习对孩子有非常大的好处。
父母的精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父母的一个可以普遍改进之处是多陪伴孩子，而不是把他们交给家里老人去带。从某种角度讲，父母把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推给学校、补习班和兴趣班，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最后，甭管是哪个阶层的人， 你想上到更高的位置，你就得在那个位置来思考，要背负更大的社会责任。
其实精英和普通人没有一个界限。这不是像以前那样按人数来衡量，更大程度上，是说你拿了那么多资源，要拿出行动来，要对世界做正向的贡献。
我在《大学之路》中介绍各个美国名校时指出，美国的名校各有特点，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就是要培养对社会有巨大正面影响力的行业领袖和精英，那些人应该领导未来的美国乃至未来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进了哈佛大学，最后只满足于找一个收入还不错的编程工作，实在是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名额。
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能够进入清华和北大的人，需要多一点社会责任感。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学校有责任，学生们自己也有责任， 他们应该在学校期间完成对自己的塑造，而不只是学到一门手艺。
03 。
作为家长我们能做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个好孩子”
其实，无论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以及所谓精英的孩子，教育中都有共同的一点，也是必须重视的“第一点”：培养一个“好孩子”，一个乐于帮助人的人，这样的孩子最终会有很多人帮助。我希望我女儿是个好孩子，这比她成绩好不好，以后会不会“成名成家”都重要。
为什么我那么看重成为好孩子这件事呢？因为我看到了太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成才”，逼迫孩子做这做那，最后适得其反。
有的家长搞得孩子一直对读书没有兴趣，孩子上了一个好大学就算给家长交了差，最后混一个文凭了事。有的家长逼得孩子非常逆反，很不幸福，自己也很后悔。看到这样的家长，我就想，对于每一个孩子，上帝都给予了他们一些天赋，靠着那些天赋，他们就应该能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敢于“放纵”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 我相信人类有向善的天性，而每一个孩子也都有好奇的天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内在的欲望，让他们自觉地去学习进步。
????“成为前5%，必然是依靠热爱”
读书确实是一件颇为辛苦的事情，想“快乐地学得很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以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或者说专注度，都是要辛苦付出后才能到达一定程度的，“过了一个坎”，才会比较好。过不了这个坎，天分再好的孩子，也会荒废。
但是辛苦地学，和不喜欢硬被逼着学完全是两回事。孩子可能学得很辛苦，但是并不等于要让他很痛苦。 我们常说的“快乐教育”是想要避免让孩子学得很“痛苦”，而不是想让孩子不“辛苦”，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偷换概念了。
而逼着孩子痛苦地学习会有什么结果？你即使让孩子看似成功，他最终也成不了一流的人才。
如果想做到某个行业前20%的话，可以靠外力去逼一逼；但如果想做到前5%，一定需要“真正喜欢”。
而要成为前5%，除了真正热爱，天赋也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肯承认天赋上的差别，比如有些家长经常会说：“我们家娃很聪明就是有点粗心……”事实呢？差远了！所谓粗心，本身就是没学好，人家孩子听完课不做作业都不会粗心，你们家做了那么多题还“粗心”，这是天赋的差别。
????家长如何帮孩子找到天赋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天赋，即使兄弟姐妹，爱好也会相差很大。怎么样找到孩子独有的天赋之处？
第一，就是给孩子自己尝试的机会。
我的二女儿也尝试过她姐姐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很多不喜欢，就没有继续，不过她也慢慢找到了两个她喜欢的活动，一个是打高尔夫球，另一个是唱歌剧。我们家其他人都不唱歌，谁也没有想到她有声乐的天赋，但她仅仅学了一年就能得奖，还到卡内基音乐厅去表演。因此，孩子的天赋要靠挖掘，家长不要强迫孩子去学他们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东西。
第二，要给孩子留白，让他去思考。
上面提到“尝试”的前提条件是一定要让孩子在学习上有弹性，让他有尝试的时间，不能用刷题把孩子的时间都占满了。
就好像在美国，孩子上学前8年的成绩，学校和家长都不是特别在意，因为没有太在意的必要。
第三，老师和教练的意见也很重要，他们会和你说实话。
比如谭元元（世界顶级芭蕾舞团中唯一的华人首席演员），她父亲曾经反对她练芭蕾，可是老师却对她的家人说“你们不知道她的条件有多好！”后来父母将信将疑让她去试，果然很棒。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天赋虽然可能不行，但是不是再努力努力就可以了？也许可以，但总是很勉强，总是比不上有天赋的孩子。
当然，你如果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也可以。仍然拿跳芭蕾举例子，跳芭蕾的女孩子不一定都要成为谭元元，成为刘诗诗也很好，她跳过芭蕾，气质很好，在演艺圈里也能获得成功。
最后，除了一些高精尖的行业，对大部分行业来说，我觉得90%以上的人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天赋来。也就是说你天赋能做到十，你才做到二三。 这时候要谈的就是努力了。
所以，所谓精英，一定不会有很多。今天中国大学和中学的教育水平，比我上学时要好很多，但是精英的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这并非是学校所造成的，而是由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人天性好逸恶劳，能够克服自己的惰性、终身学习的人永远是少数。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吴军博士在《得到》上开设的《谷歌方法论》，这门课程中除了可以了解到谷歌的计算机思维、改变人类的发明逻辑等，很大的篇幅都是介绍英美著名学府的培养之道，帮助人做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学习的内容，也推荐给各位学习型家长。
深度：社会经济增长的平缓，将敲响应试教育的丧钟
叶圣陶20句箴言告诉老师，真正的教育原来是……
为什么中国足球没戏？看看中国教育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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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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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 "高度筛选"社会与中国教育策略的严重断裂
2021-01-05 08:40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ID：pkugse），作者：王蓉
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迷思
教育财政研究简单说就是研究有关教育的钱。今天我想谈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迷思。我的同事周森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8%和30%的故事，意思是说央属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中国本科生的8%，但是这些央属高校的资源占据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30%。
美国有一个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教授研究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化特别严重，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之中分布的差距特别大，欧洲的分化相对较小。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支撑了如此巨大的分化？又是什么样的制度遏制了这种分化？由此引出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如此巨大的、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分化？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教育资源产生了这么大的分化，而且一直在加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所说的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我们经常被国际上有名的教育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体制性的不公平。北大、清华收的学费相对来说是低的，无论以何种计算方式，培养成本都是高的。为什么这些精英人才得到了如此多的公共财政的补贴？我们还一定要证明北大、清华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术语来说，不管是外部性，还是公共产品，才配得上如此巨大的公共财政补贴。考试不好的孩子去了高职，学费比北大还高，但接受的是质量不好的教育，个人付出的成本却更高，我们这里的学生接受了最高质量的教育，但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这被称为体制性的不公平。所以我们总是要解释为什么北大、清华配得上如此高的公共财政补贴。
第三个迷思，人文社科的教授谈理念、爱和梦想，我们研究教育财政必须要谈谈各国大学的商业模式。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总结了美国大学的商业模式，一句话就是人才的风险投资。美国私立大学很高比例的资金来自于捐赠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来自于校友。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选人选的是将来可以带来很高投资回报的人，跟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我们试图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中国大学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大学模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其实后面是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中国基础教育的新业态和新问题
我们做了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研究，对中国家庭培养一个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补习的问题大概有一个描述。持续两、三年的研究，我们大概得出几个结论。所谓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指的是基础教育的教育提供者，我们原来认为只要关注实体学校就够了，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上课外补习班，有些地方出现了民办学校把公办学校打趴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系统研究了校外补习机构、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线教育等等。以此为基础，我发表了几个比较大胆的观点，我将其称为直面中国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全部是民办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是研究教育财政的。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钱，还出现了这个问题？财政所成立的背景是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保障改革，就是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面的财政制度，所以我们也在自我反思，是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学校丧失了财政的自主权，割裂了校长和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办学校去。
在这本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到在我们财政所同事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态度，我是少数派。我坚持应该把公办学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为公办学校后面都有学区房的问题，还不如让民办学校做好。在北京买个学区房，砸锅卖铁还得贷款，上民办学校不就是几十万的学费，所以我说我是少数派。今年二月份记者有一篇采访我的报道：我们中国的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他引用我的观点，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
刚才我说我已经能回答中国家长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对此我很有共鸣。我的孩子才5岁，正在上幼儿园，所以每天焦虑北大附小、北大附中怎样。虽然我的孩子才5岁，但是已经在严肃地考虑北大附中的问题了。关于教育新业态的研究，我们做了全国4万户的调查，发现全中国包括农村的孩子，平均参加校外补习的比率达到40%多。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间接佐证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已经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负担没有发生在学校里面，而是发生在了学校的外面，学习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会参与校外补习。
我们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中国教育的新业态非常复杂。我们研究校外补习机构，发现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这种生态关系非常复杂。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有两大系，一个是清华系，一个是北大系，好未来显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数学系出去的。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非常佩服刘彭芝校长，给中学生搞奥赛，别的学校请的都是资深的教练，据说刘校长当时是直接从北大数学学院请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些北大的同学才发现还有校外补习这门生意，回报非常高。今天好未来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的严重断裂
我认为这些板子不应该打在某些学校或者某个课外补习机构或者某个老师身上。中国过去20年，存在着所谓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策略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严重断裂的现象。这个断裂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断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断地拔尖，导致了我刚才说的北大、清华等等一批学校拥有如此多的顶尖资源，钱后面代表的是质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学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数量是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断地拔尖，但基础教育却在不断地均衡。
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断裂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相关，因为免费制度意味着公共教育提供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能很难满足中高收入阶层家庭的需求。但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不许办重点校，也不许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学校如何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学习兴趣的需求，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优质高中掐尖问题。我们的导言词中提到，知名高中促进了均衡，我不是太明白。教育财政领域的人最近在谈公办学校几个很热点的问题，中学掐尖、集团化办学，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等等。我觉得不应该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办学校身上。大约2007年、2008年财政所接受了一个评估，宁夏当时有一个“一号工程”。宁夏当时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要在银川新建两所高中，实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个贫困县前20%的学生都放在这两所高中，他们希望我们评估这两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华输出了人才，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影响的是整个宁夏的教育系统。比如某一个县前20%的学生都被掐走了，影响的是老师的士气和余下的同学，所以要进行全区的评估。他们还是很支持我们这个理念的，让我们收集了宁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数据。我本来很想去证明它造成了负面影响，后来发现在实施这项政策以后，宁夏农牧民的孩子、贫困县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负面的影响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
背后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数据来讲话，而不是轻易地用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判断。今天衡水中学的校长也来了，衡水中学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做更多严谨的研究。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位教育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来做任何判断，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严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导言中出现了资源和市场的字眼，这还算是教育财政研究的领域。当别人谈爱的时候我们谈金钱，当别人谈理念的时候我们要谈制度和技术。教育当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为什么我刚才只是泛泛地讲了基础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谈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个人的观察，搞教育财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决策者也不太愿意让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启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又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以往有“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现在又有房地产商、资本市场的介入，我希望进一步去研究。
有了孩子以后，我发现自己更不懂教育。我这里想说的是教育科学的问题，我们研究了半天中国教育新业态和中国教育科技企业等，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基础太薄弱了。比如大家一直在谈在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后面是有人类发展的全生命的周期性规律的。我最近看到一篇写衡水中学的文章，终于有人写到了衡水中学的教研。我们最近在研究上海教育为什么搞得好，上海的教研系统人均经费达到了100万以上。上周我参加了南方科大的本科教学评估，我一直在想本科教育的专业化和科学性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应试教育和批判性思维对立吗？
刚才林小英老师在谈的时候，我想起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的一篇评论衡水中学的文章。我说，在某些人眼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曾经的衡水中学的学生，我们都经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怎么可能对衡水中学做如此简单化的断言。为什么我说我们曾经都是别人眼中的衡水中学毕业生，因为我非常有感受。我的高中是在河北读的，90年代我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育学院读博士，我是他们从中国大陆直接录取的第一位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就像大熊猫一样，他们会过来看看你：据说你们中国学生整天都是考试，没有批判性思维，来看看你有没有，当时我每天都觉得被全院的人审视。
其实，衡水中学不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基础教育突出特征的承载物吗？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目的，每天进行纪律化的训练，学生还要跑操。我觉得我当年在美国人的眼里就是这样的，每天都要扒拉扒拉我。如果我说了点什么，他们都觉得好像我还有点独立思维能力，好像还有点批判性思维能力。
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人的批判性思维、独立自主、创新性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不认为我们很清楚，回顾我的高中，它是保证不了学生八个半小时睡眠的，整天就是拼考试，高中一进门就在张榜。我当年在北大是学理科的，但是后来坚定地学了教育，关键就是我高中的经历，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教育必须如此痛苦？为什么分数是带血带泪的？所以我一直坚定搞教育财政，搞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我们社会对衡中，对知名高中的批评，大多数来自于先入为主的意见，认为某些培养孩子的方式就一定不会有素质，一定不会产生独立自主的思维，一定不会有创新。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和小英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她不缺乏独立思维，我也不缺乏批判性思维。我当时还开美国教授的玩笑，我的两位美国导师，他们跟着我第一次到中国，站在北京的大街上呆了，他们以为街上跑的都是苏联造的汽车，没想到都是美国造的汽车。我说你们是UC伯克利的教授，你们发出这种断言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刚才衡中郗校长有几个金句非常精彩，但是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落后于现实。我的同事写过一篇超级中学的文章，我同意郗校长说的，如果鞭子要打在应试教育上，应该打在“试”上，而不是打在“应”上。是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具体的县级政府、校长和老师产生如此的行为模式，我们如果一味微观地看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想去批判时，就容易忽视了导致他们行为的背后宏观的结构性原因。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教育立场。
本文为第二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系列。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作者王蓉，原标题《对当前热点教育问题还需要有更加深入和科学的研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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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主义视角论寒门子弟的阶层困境与教育突围
2021-01-06 12:18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 雷望红
随着打工经济和教育城镇化的兴起，农村中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而无力进城的寒门子弟只能聚集于农村学校，阶层差异显见于城乡学校之间。寒门子弟在农村学校遭遇了主体环境和结构环境的双重教育困境。
从教育的主体环境来看，他们要面临着弱能化的家长、低质化的同辈群体和老龄化的教师；从教育的结构环境来看，农村学校秉持的是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学校发展的“不竞争”逻辑和家校互动的“不信任”逻辑，寒门子弟的总体性环境不利于他们依靠教育改变自身的处境。由于寒门子弟所处的是一个弱势的自闭结构，学校无法突破自身的限制，个体同样无法突破结构限制。
因此，国家必须打破农村学校结构的自闭性，引导寒门子弟进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教育环境中，才有希望改变寒门子弟依靠教育发展无望的局面。
关键词：寒门子弟;农村学校;结构主义;教育公平
一、问题提出
“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是一个极易触动大众神经的议题，这一议题的肯定性论断将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流动途径的阻断。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社会流动性的阻断将破坏个体和家庭阶层跃升的希望;对于国家而言，社会流动性的阻断则意味着社会将存在稳定性风险。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寒门”与“贵子”之间的距离却因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变得更加遥远。
在美国，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孩子因教养方式的不同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由此影响到孩子的教育未来[1]，“社区的孩子”已经彻底变成了“父母的孩子”[2]。在中国，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使得人们感觉到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跃升同样变得更加困难。
李中清团队研究发现，自1953年至1993年的40年时间里，工农或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1993年之后，官员、技术人士、有产者等家庭又再次回归成为教育精英的主流[3]。这一发现与各大著名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状况基本相符，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在1999年至2001年间的农村新生比例在39%左右，但从2002年开始农村新生比例一直下滑，直至2007年下滑至31.2%，2011年则跌破30%[4][5]。
根据统计，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录取农村新生的比例达到30%，但是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占到10%[6]。在中国著名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逐渐成了“稀有物种”，公众由此生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和无奈。
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解释，学界形成了家庭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家庭主义的分析路径认为，寒门子弟之所以不能成长为“贵子”，主要在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时间投入、文化熏陶和教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蒙冰峰认为，“寒门”父母的素质要低于“朱门”，他们的主要精力要用于维持生计，仅能满足孩子的基本温饱，很难保障孩子能够专心习得文化知识和发展个人爱好，课外补习的作用也被忽视[7]。相比之下，富有家庭的父母对于子代的教育目的性更强，精细化程度更高，时间投入更多，能够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为子代创造优越的教育环境[8]。
在不同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因教养方式的不同，性格和能力都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差距[9]。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参加非正式的科学经历，从而更有可能为子女提供积极的鼓励[10]。
制度主义路径更加强调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作用，认为寒门子弟无法突破家庭束缚，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切实保障教育公平，在政策投入和政策方向上存在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当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资源存在差距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主要原因[11]。
由于户籍制度背后附着的是社会福利，在资源配置和教师薪酬福利等资源分配上以城市为中心，因此户籍制度被看作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是城乡一系列不平等体制的根源[12]，城乡学校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设施设备、可支配资源等方面存在差距，城区学生享受的资源流量和质量要高于农村学生，农村学生要到城区学校就学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存在制度性门槛限制[13][14]。
家庭主义和制度主义对于“寒门为何再难出贵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问题在于，两种解释路径都遭遇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困境:前者无法解释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2010年前，为何贫富家庭同样存在差距，寒门子弟却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后者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寒门子弟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的希望却愈加渺茫。本文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进行解释。
之所以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在于结构主义强调社会的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不同结构平衡是有条件的，需要注重结构内部不同元素利益关系的平衡[15]。当前我国寒门子弟的教育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结构困境，并非单纯依靠家庭或政府就可以解决的，只有弄清楚了结构性根源，才能探寻到问题解决的方案，给予寒门子弟实现教育突围的希望。
在既有研究中，“寒门”主要指涉农村家庭[16][17]。然而，当前“寒门”不再是城乡区域视野下的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步建立起自由流动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可以流动到发达地区的城乡就业，发达地区的部分农村也发展起来了。
因此，“寒门”不应笼统地指农村家庭，而应有更为具体的所指。随着教育城镇化的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会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到城镇学校就读的各项费用[18]，只能将子女放置在农村学校就读，因此，农村学校成为识别寒门子弟的合适场域，即在农村学校中的学生家庭多是“寒门”(本文涉及全国五省区的情况，由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流失情况和教育布局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发达地区的学生流失更加严重，寒门子弟集中在乡镇的中小学，乡镇学校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底层。
为了便于表达，本文均使用“农村学校”，但是具体到发达地区，农村学校指的是乡镇学校，而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则是指位于农村中的学校)。
本文基于笔者在甘肃、广西、浙江、江苏、湖北(出于保护学校和访谈对象的考虑，下文中省级以下的地名、校名和人名均使用化名)等省区开展农村学校调研的情况，通过案例分析为何寒门子弟难以依靠教育实现“贵子”身份的转化。本文将目光锁定在农村学校中的学生身上，将从主体结构和学校结构两个层面展现寒门子弟的阶层困境，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他们所处结构的性质及其难以突破结构限制的深层次原因，继而提出寒门子弟实现“教育突围”的可能路径。
二、底层沉淀:寒门子弟教育发展的主体结构困境
教育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主体合力推进。家长、同辈群体和教师是学生教育过程中重要的教育主体和互动对象，构成教育发展的主体结构，影响着他们的成长状态和发展状态。由于我国寒门子弟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中，他们所面对的主体具有明显的弱势特征，家长群体弱能化、同辈群体低质化、教师群体老龄化，从而影响到寒门子弟的教育资源、教育氛围和教育目标。
1.家长群体弱能化影响教育资源的充分性
“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是我国转型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一般方式，这一模式使得农民能够作为“能动的主体”嵌入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19]。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农民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劳动机会，获得相较于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收益。
农村贫困家庭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家庭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出现劳动力“缺失”或“缺能”而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比如夫妻离异、家人亡故、家庭成员伤病需休养和照料等原因，都会影响到家庭劳动力融入市场的程度。
寒门家长的经济能力差会进一步影响到教育能力，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学生家长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谋求生计、休养身体、照顾老人等方面，而无法为子女教育分配金钱、时间和精力。即使家长愿意舍弃在外挣钱的机会，为了小孩留在家中，也不具备引导和教育子女的能力。
案例1(编号20171206JXZ):宁平县河滩小学是一所村级小学，学校有小学生104人，其中有5个智障学生，20多个孤儿，几乎每个班都有2~3个孤儿，还有许多孩子的父母离婚，或母亲在外打工跟人跑了。这些孩子不好管理，普遍比较懒散，布置作业不写，老师都没法管。
案例2(编号20180523XLQ):湖北黄西县西路村的夏某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早年与丈夫在外打工，因为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对学习不感兴趣，不愿意继续上学，她害怕儿子也重蹈覆辙，故而放弃打工挣钱的机会，专程回来照顾和引导儿子。但是她回家后，发现根本管不住儿子，儿子放学回家后就是玩手机、打游戏。若要说儿子几句，儿子就说她啰嗦，然后自己走掉。对于辅导儿子家庭作业也很苦恼，她说；“我也辅导孩子，(但是)做对做错也不知道，文化低了，看都看不懂”。
相比于富裕家庭的父母，寒门子弟的父母呈现出弱能化的特质，即劳动能力弱和教育能力弱。案例1中大量的贫困家庭是不健全的家庭，孩子在家中无人管教。案例2中的夏某丽，因为只是小学文化，在教育孩子上根本无能为力。
劳动能力弱影响的是家庭内部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收入，教育能力弱影响的是家庭内部的文化积淀和引导力量。总体来看，农村贫困家庭的家长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所获得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都要低于农村上层家庭和城市家庭。因此，农村贫困家庭针对贫困青少年的综合投入会少于其他家庭，从而极大地抑制了寒门子弟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
2.同辈群体低质化破坏教育氛围的正向性
青少年所处的阶段是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和抵抗能力都比较薄弱的时期，认知水平不高，内在的行为准则正处于形成阶段，容易受到不良同辈群体的交往影响[20]。由于同辈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不同学生之间的行为具有同化作用，同时形成外在的行为压力，因此学生会表现出同辈群体的顺应性[21]。
可以说，同辈群体是孩童成长最为重要的伙伴，同辈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孩童的成长状况。然而，由于农村人口的外流，导致寒门子弟集聚在农村学校，寒门子弟所接触到的同辈群体均为与之有着相同出身的孩子。他们受制于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的限制，眼界狭隘、能力有限、性格内向、缺乏自信，行为不受理智控制。在这个同辈群体的圈子里，他们会形成负面情绪和负向行为的传递，进而演化为对生活和未来的无望情绪。
案例3(编号20180109ZTH):上官中学是浙江禹城区的一所乡镇中学，2018年上半年全校有69个学生，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家庭。初一学生金某方说他不想学习，爱玩，每天晚上与室友一起看电影、听歌、看“很黄很暴力”的小说。宿舍4人经常结伴打架，有时为打架会策划一周。这个年仅13岁的初一男孩，已经谈了3个女友，其中一个还是初三的学姐。
案例4(编号20171121YLS):甘肃宁平县长峡小学还有小学生18人，学校学生都是家庭条件差、学习成绩差的“双差生”。该校六年级班主任杨老师说:
“现在班上5个学生，怕说话，听话，回答问题声音都很小。他们人少，交流也少，我鼓励他们大胆一点，不要怕，他们还是不说话，不回答提问”。
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之间的活动与友情是彼此最珍视的东西[22]。
正因如此，同辈群体的情绪、行为和思想的传递性强，容易相互影响和感染。若同辈群体整体氛围积极，所处其中的个体更加倾向于积极，反之则会消极。
不论是在发达的浙江农村，还是欠发达的甘肃农村，沉淀在农村学校的寒门学子，其学习能力和行为能力都比较弱，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容易被周边同学的行为所影响，比如金某方与同学一起打架、玩游戏，长峡小学的小学生们都不爱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既是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他们自身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他同学。他们的越轨与沉寂，暗含着底层社会的消极情绪和自我边缘。
3.教师群体老龄化降低教育目标的可及性
国家为了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大力推动“特岗教师”计划，试图改善乡村教师结构，提升乡村教育水平。然而，农村学校以寒门子弟为主体的学生结构，实际影响到了教师结构。由于农村学校的寒门子弟缺乏家庭教育，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教育，即教师面临着投入多收益小的风险。因此，农村学校难以吸引年轻教师前来工作，只能留住缺乏竞争力的老龄教师。
案例5(编号20180621WCQ):黄西县北远小学是一所位于村庄中的片区小学，全校公办教师11人，另聘请4名代课教师。多年来，该校一共分来3名新机制教师，但是只留下1名。离开的两名教师中有1名调到县城学校教书，1名回到老家教书，而留下的这名教师也准备调到镇中教书。11名公办教师中，除了目前留下来的1名新机制教师在30岁以下，其余10名教师均超过40岁，超过50岁的有8名教师。
年轻教师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先进设备使用熟练，但是年轻教师都渴望进城发展，不愿留在农村学校。相比之下，老教师的进城愿望弱化，农村学校低度压力的状态更加符合他们的“养老心态”。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讲，他们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懂得使用先进设备，也不善于学习新理念和新教法，在教育能力、管理水平、积极性和主动性上都不如年轻教师。因此，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氛围缺乏活力。而寒门子弟成为被动接受老龄教师教育的主体，他们无法获得新知识的浇灌、无法享受新方法的乐趣、无法体会新技术的视野。
概括来看，农村学校的寒门子弟要面对的是弱能化的家长、低质化的同辈群体和老龄化的教师，家长限制了他们受教育的基础资源，同辈群体影响着他们受教育的基础氛围，老龄教师则制约了他们受教育的基础目标。学生、家长、同辈群体和老师均处于各自所在系统的最底层，从而构成了沉淀的底层社会，影响着寒门子弟的教育梦想。寒门子弟所面临的主体结构已经十分孱弱，而在具体的学校教育中，他们还进一步面临学校结构环境对于他们教育希望的削弱。
三、保底维持:寒门子弟教育发展的学校结构困境
对于寒门子弟而言，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家长能力有限，来自家庭的发展助力小，如果能够通过学校获得发展的力量，寒门还有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底层数量庞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农村的经济状况尤其糟糕，但是农村中的大量寒门子弟通过升学、当兵、当工人改变了自身乃至家庭的命运。
如今，我国农村经济状况得到大幅好转，但农村寒门子弟依靠学校教育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却在不断降低，教育成为一条正在被堵塞的渠道。寒门子弟所集聚的农村学校，所实践的是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教育发展的“不竞争”逻辑、家校互动的“不信任”逻辑，展现出农村教育保底维持的面向，由此使得寒门子弟深陷教育发展的学校结构困境中。
1.安全第一: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
“不出事”逻辑是基层治理领域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核心表现是消极和不作为[23]。学校作为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首要职责是教育学生，“教育为本”是学校的基本理念。然而，农村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以“安全第一”取代了“教育为本”，将主要精力用于防范风险而忽视了教育管理和教育创新，表现出“不出事”的管理思维。
由于我国在中小学的安全管理中权、责、能严重错配，使得学校管理的制度设计失去正常运行的基础，学校的安全管理工作仍处于低水平的被动回应和管理过程碎片化的状态[24]。在具体的安全管理中，农村学校为了保障学生“不出事”，一方面会加强安全监控和管理程序，另一方面则设法降低学生出现人身伤害的概率。农村学校为降低学生受到安全伤害的概率，一是尽量减少学生在校的时间，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到校离校时间开关校门，避免学生待在学校出现安全事故。
比如，许多农村学校不允许学生提前到达学校，在放学后立马锁住校门，不允许学生在学校逗留玩耍。二是减少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比如很多农村学校取消了运动会、春游秋游活动，同时取消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运动，比如撤掉或不维修篮球架、乒乓球台等，有些学校甚至已经取消体育课。三是减少对学生的责罚，当学生犯错后，老师尽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避免学生因责罚之后出现心理问题和身体问题，老师可能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果。
农村学校坚持“安全第一”的理念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安全第一”的管理实践一方面破坏了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使得学生无法成为“完整”的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多维发展变成了智力的单维发展，农村学校的安全措施遏制了农村学生以学校作为空间载体进行正常娱乐、锻炼和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损害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性，即学校应以“教育为本”，教师应当以教育为主业，同时享有为学生纠偏的权利和义务，而非因安全责任放松教育主业，因安全防范而放纵学生越轨。
一位退休的农村老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农村学校也抓安全，但是始终坚持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阵地，过去学校抓教育质量，现在主抓安全，明显是本末倒置”(访谈编号20180526YXC)。可以说，农村学校在日常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使得寒门子弟在学校中所接受教育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被破坏。
2.自我边缘:教育发展的“不竞争”逻辑
2018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又称“减负三十条”)，“减负三十条”是教育部等部门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学生负担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严格上学时间、减少考试次数和减少家庭作业时间等，同时旨在弱化学生竞争和校际竞争，减少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减负政策落地过程中，却出现减负“信息不对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等问题[25]。实际上，竞争本身既非毫无作用，也未彻底消失，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还未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教育领域一定会存在竞争。
在教育竞争体系中，大致可分为学业成绩竞争和学生能力竞争，学业成绩竞争主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学生能力竞争主要看学生在各种特长方面的表现。
农村学校的自我边缘化和去竞争化倾向，表现在对考试和比赛的淡漠上。按照教育部的政策规定，全国中小学要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坚决控制考试次数，采取等级评价方式。
城区学校通过多种方式转换监督形式和转移教育责任，实现了对学生的知识传输:一是通过转化家庭作业的形式，比如以背诵、朗诵、动手实践等方式弥补家庭书面作业的不足;二是通过创新考试形式，比如考试换一种名称，不叫“考试”而是“课堂检验”，以此加强对学生知识接受状况的检验；三是将学生成绩单私下发放给家长，提醒家长关注学生状态的方式，既避开了“公开学生成绩”的政策，也避免了学校对学生监督无力的风险。但农村学校只会严格执行教育政策，国家规定要求减少考试、减少作业量、不准排名，农村学校就照章执行。农村学校和老师对于政策的态度，与案例6中邹校长所言的态度一致。
案例6(编号:20180327ZXZ):广西林甫县草堂小学的邹校长说，现在不排名，不好，学生不懂羞耻心，没有上进心，改作业也要用等级，分为A 、A、B 、B、C 、C，最差的是C，但是等级评价太模糊，不准确，学生不知他的位置。不过，现在大家(指老师)都不管，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农村学校在学生学业排名上不竞争，在活动比赛上也不竞争。由于农村学校在各类竞赛中的积极性和参与能力十分有限，每次教育相关部门组织各类活动，农村学校似乎是一个旁观者，象征性地推选几名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去参赛，每次只指望能够拿回一个“三等奖”(实际是“参与奖”)，而不会积极地辅导参赛选手，只是抱着“应付任务”的心态。由于农村学校对于寒门子弟缺乏积极有效的指导和教育，学校在学业成绩和学生能力方面都处于教育竞争体系的底层位置。
农村学校政策执行的彻底性和不竞争的心态，为农村寒门子弟“创造”了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但寒门子弟在自由宽松中却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他们所获得的自由是无意义的自由。对于他们而言，宽松自由意味着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大量的空闲时间无法转化为具有价值的有效时间。而农村学校忽视各种比赛，一方面会不断强化农村学校的底层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学生失去了锻炼自身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农村学校的“不竞争”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寒门子弟的“底层”特征。
3.相互指责:家校合作的“不信任”逻辑
家校合作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合作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教育成长和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家校合作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学校教育具有权威性和主体性，学生家长全力支持学校的发展和教师的管教。当前我国农村学校出现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家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不信任、较少接触的样态，家校关系急剧恶化。
案例7(编号20180526YXC):湖北黄西县西路村的一位老人说，(现在的老师)工资跑不了，待遇连年涨，领导就是不抓教育。现在早上家长送孩子上学，老师还没上班。现在国家给他们发工资，但管不了他们(指老师)。有的校领导天天上班打牌，真是“一颗屎带坏一锅粥”。
案例8(编号20180109LXZ):浙江禹城区上官中学的连副校长说，现在老百姓怪我们，不理解我们。以前我下课放学后还会到街上买点东西，现在放学后赶紧开车回家，不然一走到街上，就有人指着我的后背说闲话，说我们老师不负责任，害了学生，不管学生，我们有口难辩。
案例7和案例8均反映出家长对学校的不满和失望，背后暗含的是对学校的不信任。从学生家长的角度讲，他们对于农村学校充满怨气，主要是由于农村学校的管理松散，教育成绩差，学生在学校难以获得成长，依靠教育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导致家长对于农村学校的失望情绪日重。实际上，农村教师们也不再信任家长，他们认为家长们为了生计不顾子女教育，缺乏对子女的有效引导，不能给予子女正面的影响，甚至发出“教育无用论”的声音，为此破坏学校的管理秩序，严重影响到学校对学生的教育。
农村学校和学生家长在教育责任分配体系中还未寻找到自身的位置，同时因双方均存在教育能力限制，使得二者在日常互动中产生不信任关系，并不断蔓延和强化。家长们的失望情绪会影响到农村学校的办学信心，农村学校的教育自卑使之消极作为，学校的消极作为又会进一步加剧家长对学校的不信任。家校之间相互疏离互不信任，使得二者无法形成积极有效的教育合作，难以为教育和培养寒门子弟创造良好的家校环境。
从农村学校的运行逻辑来看，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将安全防范作为主职工作，在教育竞争体系中自我边缘，在家校沟通中消极作为，只能为寒门子弟提供可以学习的场所，但并不能做到让寒门子弟接受优质的教育。换言之，农村学校只能保障寒门子弟“有学上”，但无法保障寒门子弟“上好学”，即意味着农村学校只是一个保底维持的场所。寒门子弟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难以获得成长，在教育竞争和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被残忍地淘汰。这也意味着，教育不再是成就他们的希望星，而是阻滞他们发展的绊脚石。
四、结构自闭:寒门子弟教育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由于寒门子弟在乡村社会所接触的主体环境相对孱弱，农村学校的教育结构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农村学校只是为寒门子弟提供教育保底的场所，却已经丧失了教育发展的功能，寒门子弟难以依靠学校教育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寒门子弟不仅无法改变家庭的命运，而且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甚至过得不如父辈。那么，值得探讨的是，当前寒门子弟的教育困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寒门子弟无望的教育处境，直接原因在于经济分化所造成的教育排斥，将经济条件较差的寒门学子推向了教育体系的底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寒门子弟所处的农村学校是一个自闭的教育结构，这一结构存在自给资源贫乏、内生能力匮乏和主体性孱弱等特征，从而抑制了个体冲破结构的可能。
1.教育主体弱势，自给资源贫乏
教育资源可以分为外部供给资源和内部自给资源，外部供给资源是外在机构或个体所输入的资源，包括政府、福利单位或爱心人士提供的资源，内部自给资源是由内部机构自我提供和自我生产的资源。由于农村学校处于整个教育系统的底端，国家和社会均对其进行了广泛关注，在资源分配上予以倾斜，农村学校学生在某些指标上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甚至超过城区学校的学生，比如师生比、校舍面积、图书拥有量等。
然而，农村学校却缺乏教育资源的自给能力。所谓的自给能力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自我生产教育资源的能力，比如教师个人可提升教育管理水平，积极调动学生成长和发展;另一个层次是借助外部资源生产内部资源的能力，比如充分利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将之转化为利于师生发展的资源。
在农村学校中，老龄化的教师面对的是弱能的家长和低质的学生，他们因教育学生和改造家长的难度大，因此既缺乏提升自身教育能力和教育水平的动力，也缺乏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师生发展能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教育规则瓦解，内生能力匮乏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学校教育长期处于教育体系的主导地位，以学校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教育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教育管理规则、师生竞争规则和家校合作规则等，城乡学校均适用于这套规则体系。随着社会日益分化，城乡学校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的教育规则体系开始出现松动，如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师生关系平权化，家长教育能力的提升引发教育责任的重新分配等。
国家不断出台回应社会变迁的政策，城区学校依靠自身的能力逐渐顺应了教育的转型，重建或正在重建新的教育规则体系，比如在教育竞争问题上通过动员教师建立更加符合学生发展的奖惩体系。农村学校却因学校的资源限制和教师的能力限制，无法内生一套适用于农村学生的新的教育规则体系。在面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要求、竞争禁令、家校合作等问题时，只能僵化执行国家政策，秉持“不出事”“不竞争”的逻辑，面对家长的质疑，则回以“不信任”的态度。
3.教育目标涣散，主体性孱弱
学校的首要职责是教育和培养学生，学校的管理教育体系即是依据这一目标建立起师生的行动体系。农村学校在主体弱势、规则瓦解的情况下，也迷失了发展方向，模糊了发展目标。对于农村学校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是孱弱的农村家庭，农村家长缺乏教育能力和教育资源，寒门子弟更加需要学校的教育和培养。
农村学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至少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识别寒门子弟的学习特征与教育需求，二是根据他们的特征和需求提供符合他们成长需求的教育服务。比如，与城区学校的学生相比，农村的寒门子弟因家庭贫困而吃苦耐劳，且自主支配的时间多，学校更应当延长他们在校的学习时间，提高他们的学习强度，而非严格限制在校时间，减少他们的竞争压力。
从当前农村学校的教育实践来看，农村学校更多地着眼于执行上级政策，在对寒门子弟教育需求的识别上缺乏判断力，从而使得教育目标涣散和教育行动缺乏主体性，以至于寒门子弟在农村学校中无法获得符合他们自身发展的教育服务。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和公平性，着力保障中小学生“有学上、上好学”的权利。然而，寒门子弟当前的教育处境严重影响到贫困家庭的正常发展和阶层流动，如果继续维持寒门子弟的教育环境，维持农村学校的现状，寒门子弟将会被彻底抛弃，并继续延续寒门子弟的生产，整个社会结构将进一步固化。因此，要改变寒门子弟的教育现状，必须打破农村学校这一自闭的结构，使得寒门子弟获得来自学校的积极教育。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打工经济和教育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纷纷进入城镇学校就读，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寒门子弟因无力承担城镇学校就读的费用只能继续在农村学校就读。集中于农村学校的寒门子弟，所接触的各类群体相对弱势，他们要面对弱能化的家长、低质化的同辈群体和老龄化的教师，而本应给予他们发展希望的学校，因秉持日常管理的“不出事”逻辑、学校发展的“不竞争”逻辑、家校互动的“不信任”逻辑，使得他们在学校中难以获得健康成长的机会和长远发展的可能。
寒门中的子弟不仅无法依靠家庭发展自身，农村学校也不能给予他们发展的希望，他们不得不面对自身边缘人和底层人的身份困境。当前寒门子弟的教育状况，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公平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学校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形成的是一个弱势且自闭的运行结构，学校自身难以自我突破，寒门子弟更难从中突围。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始终坚持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同时关心和解决青年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求，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前所出现的“寒门难出贵子”的困境，反映的是我国农村贫困青年发展路径受阻的问题，是国家力图要破解的现实问题。
国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打破农村学校的自闭结构，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农村学校的根本问题在于底层力量的集聚，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是所在体系中最弱势、最边缘的力量，如果不彻底打破底层沉淀的局面，寒门子弟始终会深受贫困家长、同辈群体和老师的影响。因此，必须打破贫困家庭子弟所处的主体弱势和结构自闭的环境，让寒门子弟与其他家庭背景的子弟在同一环境下学习，同时强化学校教育的作用，弱化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强化学校教育对寒门子弟的影响。
我国可以通过撤掉农村学校，将贫困家庭子弟放到城镇学校尤其是乡镇学校就读，一是能够改变农村学校不同主体对他们的情绪传递和负面影响;二是能够使之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他们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中既可以汲取积极的能量，又能够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形成个人努力与学校环境之间的正向互动。如此，中国的农村青年才有可能创造个体发展和教育突围的奇迹。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获得2018—2019年度“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博士生论文奖学金”资金资助
雷望红: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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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作者雷望红。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
28年追踪13个孩子, 结果扎心了: 如果不出意外, 你的孩子终将平凡
2021-01-01 09:28
BBC纪录片《人生七年》估计每个人都听说过。因为这部纪录片，美国、南非和日本也相继拍摄了自己国家的《人生七年》。前两天，我把日本版看完了。
和英国版把镜头投向社会最顶层和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不同，日本版跟踪的13个孩子，大多出自中间阶层的普通家庭。所以，这些孩子的人生轨迹，或许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加贴近。
而它也似乎揭露了一个家长不愿面对的事实：你的孩子，仿佛会走得很远，但有极大的可能，他只是换一个城市、换一份工作，但过的生活，将和你的现在差不多...
作者：十一姐&Danny；本文来源：帝呱呱星球（ID: diguaguaxingqiu）。 如果您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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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完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的情绪有些低落。这种低落，是一种失望。
没有鲜衣怒马，没有波澜壮阔。这些孩子，穿着普通的衣服、做着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生活，为普通的事烦恼着。28岁的他们，不是我以为会看到的样子。
作为一个妈妈，我的失望，大概源自于不愿意接受： 此时的我们，如此踌躇满志、倾尽全力，而我们寄予重望的孩子，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终将平凡。
你的孩子终将平凡
7岁时，这13个孩子都在上一年级。那时候，他们都有华丽的梦想。
7年后，14岁，有些孩子的梦想改变了。
有人执着地坚持。
他们的人生将走向哪里呢？
直树的父母是普通的办公室职员。父母对孩子管的不多，7岁时，他每天玩两个小时电子游戏。
但到了14岁，直树还是不可避免地去上了补习班，每周三天，晚上十点下课。支持他学习的信念是：大家都说大学很轻松，上了大学之后就可以成天玩了。
直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要去大学里找一项爱好。”
7年后，21岁的直树在东京一所大学念大三，目标是当一名检察官。但因为一次考试难度太高，直树失败了，他很快放弃了当检察官的想法，在一家连锁咖啡店打工。
说起放弃的原因，直树说，想当检察官是因为有地位，人们尊重这份职业，但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事情。
和直树不同，由美的家庭非常重视学习。她父亲在一家著名的汽车公司工作，时常出国，经常一个星期都很难和由美吃上一顿饭。
7岁的时候，由美就是一个非常好强的孩子。
14岁，由美更是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好强、主动，成绩优异，是一个学霸。对于未来，她有明确的目标：去出版社工作。
21岁，由美顺利完成大学，开始找工作。然而，给20个出版社递交了简历，却统统石沉大海，最后在一家企业的自助餐厅当了一名营养师。
一路顺风顺水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骨感。
这些孩子当中，家庭条件最好的，要算贵子。她在东京长大，家庭的教育理念是典型的精英教育。
即使是27年前，她的时间就被课外班填满了：星期一弹钢琴、星期二游泳、星期三练书法、星期五上补习班、星期天练剑道。每周，她要坐两次火车去上课。
那时她最大的愿望是：能变出“另一个我”来帮自己写作业。
然而，即使是这样拼命学习，初中、高中、大学，贵子都没能进入家人希望的首选学校。
贵子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不成功，直到21岁，她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成为了日本航空的空姐。她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终于让父母自豪了。
然而这份工作，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只要稍有疏忽，就会有人指着鼻子骂，有时想打一个盹也不敢，一秒钟都不行。
贵子说：我总是很紧张、总是在思考，即使下班了还想着那些事。
而那个怀揣远大理想，从不曾改变信念，想要成为职业棒球运动员的男孩呢？
他叫三重。他很幸运，父母百分百支持他的理想，而三重似乎也颇有天赋。21岁，他是大学里的投球手，打出了不少成绩，还上了新闻。
然而，这样的意气风发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几年后，他放弃了梦想，退出了棒球队，在父亲的印刷厂工作。说起原因，也只有一句： 有些事是没有定数的。
很叫人失望是不是？
然而，从数字上来说，那些理想的“成功人生”，概率就是这么低。
2018年，绝大多数省份的985大学录取率低于5%，在河南、江苏、贵州、山西，只有前1%的孩子，才能考进985。
即使退而求其次，211大学，录取率最高的北京和上海，也仅仅接近14%，排名靠后的广西、甘肃、安徽、河南，录取率不到4%。
比如说在北京，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那也已经是排名前10%的头部孩子才能进去的地方了。
2019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突破了1000万。
有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只有前6%的孩子有机会考取一本，能读985的只有0.79%，能读211的只有2.41%，想读清华北大，你必须进入全国的前0.03%。
这是家长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你的孩子，仿佛会走得很远，但有极大的可能，他只是换一个城市、换一份工作，但过的生活，将和你的现在差不多。
无论我们怎么做
都无法保障孩子的人生
身为父母，都有一个愿望，想为孩子扫清路障，保全他们一世无忧。
然而，这部纪录片却似乎在告诉你：关于工作、爱情、亲情，你正在经历的烦恼，你的孩子一个都少不了。
做空姐的贵子，家庭能给她的帮助和保护应该是13个孩子里最多的了。但是，工作第三年的冬天，她工作的航空公司破产了。父母还遭受了车祸，躺在床上不能动，几年后才慢慢恢复。
想去出版社工作的由美，一边做着营养师，一边不断参加招聘会。这样执着地持续了一年，由美的童年梦想终于成真。然而她却有新的不安：28岁，朋友们都结婚了，有了孩子和房子，但她还是单身。
其他孩子，也各有各的烦恼。
有人因为丈夫赌博，正在申请离婚；有人和母亲关系生疏，大吵一架之后离开了家；还有人背着父母，偷偷从大学辍学……
孩子极有可能，不会按照你预设的道路走下去，他们会想尽办法脱离掌控。这一路上，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事业的、情感的，主观的、客观的，环境的、命运的，总会有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大手，将拨弄翻覆孩子的生活。
这就是人生本质的短暂、珍贵，和脆弱。
问题不仅仅是孩子能不能面对，更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敢不敢面对？
怎样的孩子最接近幸福？
看到这里，或许你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孩子，无法得到绝对的完美和幸福。那么，怎样的孩子，将无限接近幸福呢？
纪录片里，28岁的时候，有三个孩子传递出来的状态非常好。
第一个很让人意外，是那个爱玩电子游戏、没考上检察官、在咖啡馆打工的孩子直树。现在他已经升职为店长，他负责的分店，在1000家连锁店里销量第一。
在这个工作里，他找到了价值，因为这家店的结果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他。他也找到了想做的事——自己开一家店，独立自主、尝试新事物。
他的眼神里，有自信的光芒。
第二个孩子，在纪录片里没有什么存在感。她叫高江，生活在一个小城市，21岁在老人院工作，22岁结婚，很快有了一个孩子。生活按部就班，但她有从平凡生活里得到快乐和平静的能力。她说：“这正是我想要的。”
第三个孩子，是做空姐的贵子，公司破产和父母的车祸，让她成长了很多。她经常和朋友一起跳舞，努力地、积极地、正向地面对着生活里的逆境。
当孩子有追求的勇气、有健康的心态、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趋向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也是99%的人要过的，平凡而丰富的人生。
这是一堂父母的成长课
前几天听说鸡娃群里流行一句话：娃的时间有限，不能拿去试错。
听完觉得挺恐怖。这是一个预期管理的问题。你可以期待最好的结果，但也要能接受最坏的可能。不然自己会崩，孩子也会崩。
上进心是可爱的，偏执狂却是可怕的。
接受孩子终将平凡，接受孩子躲不开磨砺，是父母必修的一堂成长课。
我们的父母，不也是这样看着我们过来的吗?那么面对我们的孩子，也将会是一样。
这句话，说给孩子，也说给我们自己：
愿你有追求卓越的能力和韧劲，更有接受平凡的智慧和勇气。
写在最后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
每个人的生活都大抵如此。但我们往往害怕着这个叫做“平凡”的东西，所以毛不易唱的那一句“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才会戳中无数人的内心。
现在，我们又把这愿望嫁接到了孩子的身上。
接受平凡，不是放弃、退缩，而是管理好预期。
我们可以期待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先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能接受吗？我们都希望孩子去藤校、清北，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甚至是职高，我会不会因此痛苦不堪？要不要因此让孩子觉得不如别人？
如果孩子只是用力的，过着平凡的一生，我是不是爱他一如最初？
我们的心态、状态，决定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面对那99%大概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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